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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紀案件和職務違法犯罪案件的證明標準問題
來源: 發布時間:2019-08-12

  【典型案例】

  1.曹某,男,中共黨員,A縣政府副縣長,分管城建工作。2018年6月,A縣南湖公園環湖路景觀工程項目的承建商宋甲為了在項目驗收、工程款撥付等方面得到曹某的關照,送給曹某人民幣10萬元,曹某收下未退。該案已有證據包括曹某的供述、相關項目驗收資料、工程款撥付憑證、宋甲取款10萬元的銀行流水記錄等,但宋甲未到案。

  2.余某,男,中共黨員,B縣婦幼保健院院長。2018年10月,B縣醫療器械供貨商宋乙為了在醫療器械供貨、貨款撥付等方面得到余某的關照,送給余某3箱飛天茅臺酒,市場價約人民幣3.2萬元。案發時,余某已將該3箱茅臺酒消費。

  【分歧意見】

  關于以上2個案例,在案件證據把握上存在分歧。

  第一種意見認為:案例1中,行賄人宋甲未到案,證據鏈不完整;案例2中,案發時茅臺酒已被消費,其真偽及價值無法準確評估。以上2個案例如認定涉嫌受賄犯罪并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,均存在證據不足的問題,但可以依據《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》的紀法銜接條款即第二十七條的規定,以涉嫌受賄犯罪定性,給予黨紀處分。

  第二種意見認為:案例1中,證據不足就不能作為處理依據,既不能以涉嫌受賄犯罪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,也不能給予黨紀處分。案例2中,酒的真偽及價值無法準確評估,導致在認定涉嫌受賄犯罪時證據不足,但案件事實清楚,現有證據足以認定余某收受可能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的財物,符合違反廉潔紀律的構成要件,因此可以認定違反廉潔紀律并給予黨紀處分。

  【評析意見】

  筆者傾向同意第二種意見,結合案例,具體分析如下。

  (一)違紀案件與職務違法犯罪案件的證明標準均應達到確鑿充分的程度,不應因僅給予黨紀處分就認為可以降低證據要求

  有觀點認為,刑事案件涉及公民的人身權、財產權甚至生命權的剝奪,對刑事案件的證明標準應嚴之又嚴,而違紀案件僅是黨內對黨員干部進行處理,在證明標準上可把握得寬一點。筆者認為,違紀案件的處理結果,同樣關系著被審查人的切身利益,證明標準和責任不應有所降低或減輕。因此,在有關事實的認定上,不能采取雙重標準,無論違紀,還是違法,均應本著疑錯從無、疑罪從無的原則進行處理。實際上,《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監督執紀工作規則》(以下簡稱《規則》)第五十三條規定:“紀檢監察機關應當對涉嫌違紀或者違法、犯罪案件嚴格依規依紀依法審核把關,提出紀律處理或者處分的意見,做到事實清楚、證據確鑿、定性準確、處理恰當、手續完備、程序合規。”這里對涉嫌違紀或者違法、犯罪案件提出了一個共同的證明標準,即事實清楚、證據確鑿。

  案例1中,由于缺少關鍵證人宋甲的交代,對擬認定的事實,即曹某收受宋甲人民幣10萬元尚不能排除合理懷疑,因此,既不能以曹某涉嫌受賄犯罪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,也不能以涉嫌受賄犯罪給予黨紀處分。

  (二)違紀案件構成要件的標準低于職務違法犯罪案件,因此有些情形雖不構成職務違法犯罪,但已構成違紀

  黨的十八大以來,中央把紀律建設擺在更加突出位置,堅持紀嚴于法、紀在法前。對黨員干部來講,許多普通公民能做的事,黨員干部不一定能做,紀律成為約束黨員干部的第一道防線。因此,黨員干部許多行為雖不涉及違法或者犯罪,但已構成違紀。這并非違紀案件證明標準較低,而是黨章黨規黨紀的要求嚴于法律法規,違紀構成要件的標準低于職務違法犯罪。

  案例2中,由于茅臺酒案發時已被余某消費,酒的真偽及價值無法準確評估。根據受賄的構成要件,收受財物價值的大小是認定罪與非罪及罪刑輕重的重要依據,因此,余某的行為不宜認定為涉嫌受賄犯罪。而根據違反廉潔紀律的構成要件,收受可能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的財物就構成違紀,財物價值的大小僅是判斷情節輕重的依據,因此,余某的行為可以認定違紀并給予黨紀處分。

  (三)不能認為違紀案件證據在內部審核就可以放松案件質量要求

  相比刑事訴訟的證明過程,違紀案件審查沒有庭審質證的程序,因此有人認為,違紀案件認定是紀檢機關內部的事情,證據方面有點瑕疵沒有什么關系。筆者認為,違紀案件的證據材料雖然不用經過庭審質證,但同樣應經過一定的審核鑒別程序才能使用,這只是有關程序的區別,不影響證明標準,不能因此就認為可以降低案件質量。事實上,違紀案件的審核程序也同樣嚴格,不僅要聽取被審查人意見,還要體現紀檢監察機關內部的相互制約,接受黨內監督、社會監督、群眾監督。

  (作者系江西省九江市紀委監委案件審理室主任 丁永豪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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